作者：【先秦】吕不韦
天无私覆也，地无私载也，日月无私烛[1]也，四时无私行也[2]。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。黄帝[3]言曰：“声禁重，色禁重，衣禁重，香禁重，味禁重，室禁重[4]。”尧有子十人，不与其子而授舜[5]；舜有子九人，不与其子而授禹，至公也。
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[6]：“南阳无令[7]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祁黄羊对曰：“解狐[8]可。”平公曰：“解狐非子之雠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雠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遂用之，国人[9]称善焉。居有间[10]，平公又问祁黄羊曰：“国无尉[11]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对曰：“午可。”平公曰：“午非子之子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又遂用之，国人称善焉。孔子闻之曰：“善哉，祁黄羊之论也！外举不避雠，内举不避子，祁黄羊可谓公矣。”
墨者有巨子腹（左黄右享）[12]居秦，其子杀人。秦惠王[13]曰：“先生之年长矣，非有它子也，寡人已令吏弗诛矣，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。”腹（左黄右享）对曰：“墨者之法曰：‘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。’此所以禁杀伤人也。夫禁杀伤人者，天下之大义也。王虽为之赐[14]，而令吏弗诛，腹（左黄右享）不可不行墨者之法。”不许惠王，而遂杀之。子，人之所私[15]也，忍所私以行大义，巨子可谓公矣。
庖人调和而弗敢食，故可以为庖。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，则不可以为庖矣。王伯之君[16]亦然，诛暴而不私，以封天下之贤者，故可以为王伯。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，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。
注释：
[1]烛：照耀。 [2]“四时”句：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 [3]黄帝：传说中上古的帝王，实际上可能是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，被认为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。姬姓，号轩辕氏。后世流传的黄帝之言，均为后人依托。 [4]“声禁重”六句：谓声色、衣服、香气、食味、宫室等享受过分。重，甚。按，此“黄帝言曰”七句，与前后文义并不相连，通篇亦无此意，盖必《重己篇》内所引，而后人转写错误，混入此篇者。见陈奇猷《吕氏春秋校释》引苏时学之说。 [5]授舜：指尧把天子之位传给舜，而不传给其子丹朱。下句说舜把天子之位传给禹，而不传给其子商均。这就是后世所传说的上古禅让制度。 [6]晋平公：春秋末年晋国国君，名彪，前557年至前532年在位。祁黄羊：晋大夫祁奚，字黄羊。按：《左传》记载，略有不同。据《左传·襄公三年》“祁奚请老”一节，此事发生在前570年，时晋悼公（名周，平公之父）在位。 [7]南阳：晋地，相当于今河南济源至获嘉一带，由于在太行山之南、黄河之北，故名。令：地方官。 [8]解（xiè谢）狐：晋臣。 [9]国人：居住在国都的人。 [10]有间：不久。 [11]尉：官名。春秋时，各国在将军下设有国尉、都尉。 [12]巨子：先秦时代，墨家学派为了贯彻他们的主张，常结成严密而坚强的团体，其领袖被尊称为“巨子”。腹（左黄右享）（tūn吞）：战国时墨家巨子。 [13]秦惠王：名驷，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。 [14]为之赐：对我施以恩赐。 [15]私：偏爱。下句“忍所私”即杀所爱。 [16]王伯之君：即王霸之君。春秋时代，周天子为诸侯国的共主，称“王”；力量强大的诸侯纠合各国，尊王攘夷，称“霸”。战国时代，儒家称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，以武力称雄于诸侯为霸道。王伯之君是指在天下推行王道和霸道的国君。
赏析：
本文是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》中的第五篇，第四篇是《贵公》，两篇可视为姊妹篇。
私是与公相对来说的。私的本字作“厶”，《韩非子·五蠹》说：“古者苍颉之作书也，自环者谓之私，背私谓之公。”《说文》引作“自营为厶”。可知私就是为自己打算，包括私利、私欲、私心、私念。去私就是要去掉一切私心私念，摒弃一切谋取私利、满足私欲的行为，而要求事事“出以公心”。题目“去私”就是全文的中心论点。
与《吕氏春秋》其他篇相似，文章着重通过各种推理形式对中心论点加以论证。
第一层，以天地无私立论，说天并不只覆盖一方，地并不只负载一角，日月并不只照临一地，四季并不只运行一处，而是普遍地进行着，因而万物得以成长。这反映了道家的思想。庄子说：“天地虽大，其化均也。”（《天地》）又说：“夫帝王之德，以天地为宗，以道德为主，以无为为常。”（《天道》）这也就是老子所说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（二十五章）的意思。
第二层引黄帝之言和举尧舜之行，证明古代圣君皆“至公”。黄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，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，但先秦古籍所称黄帝之言，大都为后人依托，以表达某种思想和主张。这里所说的声、色、衣、香、味、室皆“禁重”，意在说明古代圣君并不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。尧舜禅让之说原是对古代部落联盟酋长选举制度的美化、理想化，这里称赞他们的传贤不传子，也只是为了说明国君不应把天下看作是一己一家之私产。
第三层，列举两件历史事实，说明人臣为人处世都应出以公心。一是祁黄羊的“外举不避雠（仇），内举不避子”，一是墨者巨子腹（左黄右享）的大义灭亲。前者是不计个人恩怨，不顾他人毁誉，一心为国君效忠；后者是不讲个人私情，坚决行墨者之法。作者在叙述这两件事时都穿插了君臣的对话，并采用对比和映衬的手法，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。此外，作者还用了“极而言之”的突出强调的手法，说举荐贤才，哪怕仇家或亲子都不避；说严厉执法，哪怕自己的儿子犯了杀人罪也要诛杀，都是在最高层次上来夸张他们的“公心”。两件事叙述之后又加以议论，有叙有议，更能增加文章的说服力。前者引孔子之言，后者为作者的直接发论，同为议论而以不同形式出现，说明作者力求避免文章板滞而注意有所变化。
第四层，以庖人调和而弗敢食，说明王伯（霸）之君当诛暴而不私。这里用的是类比推理的形式，前者为宾，后者为主，使文章落实到王伯之业上，说明王伯之君不应把天下当作一己之私产，而应将天下与人共之，“以封天下之贤者”。
当时正是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前夜，而《吕氏春秋》的作者却鼓吹分封，这是不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。但从反对帝王将天下视为一己一家之私产，任意挥霍享乐这一点来说，它又具有积极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