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

莫言原名管谟业，1955年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农村大家庭。这个地方离写出《聊斋志异》的蒲松龄的故乡也不远，只有三百多里路。

六十年代的中国正经历一场粮食危机的浩劫，许许多多的田地里长不出庄稼，饿死病死的人非常多，莫言的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。

村里的孩子们的脸都有点绿，下巴有点尖，挺着大肚子走路打飘，莫言也是其中一个。

莫家口里不吃，腚里不拉就想攒钱买块地，结果就是这块没捂热的地让这户农家被扣上了富裕中农的帽子。

带着这顶不光彩的帽子，翻身失败的一家五口人，挤在一个夏热冬凉的土屋里。

不管酷暑寒冬，五口人都挤在一张小炕上，身下睡着草席，身上盖着薄被。

莫言还有个尿床的毛病，总半夜悄悄画地图，害得一家人跟着睡湿被窝。

在兄妹的推搡抗议声中，他的母亲担起夜班催尿工作，隔断时间将他叫醒排尿。

那段尿床的岁月，他不敢听到“被子”、“地图”这样的字眼，要么赶紧打岔要么就掉头走人，强烈的羞耻感让他十分自卑。

直到大家发现了语文老师对莫言的态度中有一种别样的关怀和关照，才发现了昔日小伙伴已经实现”阶级跨越”的种种可疑迹象。

他经常拿着本新华字典指着个生僻字给大家出难题，还在各个村子里寻觅给人家当免费劳动力的机会。

2、

没人知道这种种古怪的行为背后，是一个饿汉的雄心。

还是因为成分问题，刚刚上到小学五年级的莫言被迫辍学回家。

老同学都坐在课堂里念书，自己却因为一块没有到手的田坏了成分，成了个放牛娃。

莫言之所以叫莫言，是因为他小时候话太多。

放牛的日子很枯燥，再加上不能上学的失望，他经常对着牛倒出一肚子的不满，牛对此毫无反应。

他只好翻那本唯一属于他的《新华字典》，翻到哪看到哪，认识的字越来越多后就想找书看。

那时整个村里也没几户人家有书，有书的人家都把书奉为至宝，没有白看的道理。

莫言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给人家拉磨，拉十圈磨可以看主人家一页书，那段时间他看遍了周边村子的书，成了当地最有墨水的饿汉，他以为天下的书已经被他看完了。

那时莫言的人生还是混沌不清的，吃饱是他的最大理想。

短期来看，能吃饱的办法是摆脱农民身份找个好的工作，于是他在叔叔的帮助下，进了城乡结合部的棉花加工厂，干了份还算轻松的活，当上了棉花称重员，有样学样留起了分头。

也是这个时候，他终于能吃饱饭了，还惊奇的发现自己不再尿床了。

跟几百名青年融在一起后，莫言的视野里除了稻子谷子，又增加了很多故事。

他从一位被革回村的邻居口中听到了非常腐败的故事，那些靠笔杆子吃饭的作家，能过上一天三顿饺子的奢靡生活。

饺子这个东西，只在过年的时候短暂出现在他家饭桌上。

现在他知道了有这样一份神仙职业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，口水在嘴里打了转，但是从一个棉花站的工人到作家的路，是那样遥远不切实际。

在那个年代，年轻人要是能入伍当兵，才是个靠谱的正经事。

莫言人缘好，邻村的一个伙伴正积极筹划入伍的事，就把这个路子也告诉了莫言，还慷慨的向莫言打开了父亲的后门，只要一封信就可以解决莫言的身份问题。

就这样，阶级富农终于洗去了”耻辱“，改造成了一个穿着军装的农民。

3、

此后，他沉醉在一边干着农活，一边对作家奢靡生活的幻想里，也常常提笔给领导写些小稿小报，得到了些赏识。

一直待到了24岁，大龄莫言才等到了提干的机会，被调去了保定，在他满心以为迈入人生新篇章时，一则不允许从普通兵直接提干的文件又令他希望破灭。

1977年，“八八座谈会”像一线曙光，将生机送到了那些劳动青年中去。

大队广播念着《人民日报》21日刊发的消息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：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、农民、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……”

莫言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，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他不得不重新拾起书本，啃了四个月的硬骨头，等来的却是高考落空的消息。

提干搁置、高考无望，在万般惆怅中，当作家的念头再次闪过他的脑海，这是他真正开始笔耕不辍的开端。

1981年，小说《春夜雨霏霏》诞生了，先后在保定的多家刊物发表收录。

一年后，莫言被破格提拔调往了北京，两年后他终于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干部专修班，和其它有创作基础的军官们一起，开始了作家生涯。

许多的喜悦接踵而至，这个山东汉子第一次感受到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，生出了不少狂妄的想法。

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，莫言一改往日温厚性情，尖利批评李存葆的获奖作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根本不是小说，就是个电影分镜，其水准跟自己在部队写的英模材料差不多。

李存葆大莫言十岁，是个沉稳的老大哥，他一言不发的抽着烟听完了这些话，反而是在场的其他人看不下去，戳着莫言的脊梁讨伐这个不知深浅的后生。

在这场讨论会后的几个月里，莫言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要用实力给自己说过的话撑腰。

这个实力就是《中国作家》的期刊上他的那篇成名作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。

成名作引起了一些反响后，莫言的文学故乡反哺给了他生生不息的养分，接连孕育出了一批高密乡为故事背景的作品。

他的灵感开始澎湃，有时一句话没写完，后面的几句都已经出现在了脑子里。

1984年底，《红高粱》问世了，整部作品的前后加起来只用了两周。

写完后莫言的心里打起了鼓，他感到了一种过于超前的意识不被接受的隐患，当他把这部作品拿给几个要好的同学看时，大家评价并不好。

事实证明，牛人的诞生总要经历孤单和不被理解。

《红高粱》之后的火爆程度，被形容为八十年代的文学代表作，是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小说。

张艺谋也是小说的忠实粉丝之一，他辗转几次公交来军艺找到莫言。

后来莫言回忆起来，张艺谋跟他印象中的农民很像，给人一种朴实可靠的亲切感，两人就在走廊里以800元的价格谈好了电影的改编权。

莫言说：“巴金、鲁迅的作品，会要求你忠于原著，莫言的作品随便你怎么改。”

这部作品，让张艺谋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导演，为巩俐将来的影后路铺上了鲜花锦簇的道路。

只有莫言心里有些后悔，小说中的很多精彩故事都被张艺谋舍掉了，最后只取两个篇章的200个多镜头。

4、

在蔡康永的访谈中，莫言被问及总被人以电影的方式认识，会不会感到很委屈，莫言坦诚的回答：“不会，电视电影也是成就作家的一种媒介，与之对抗是很不理智的。况且，这也会给作者带来丰厚的版税收入。”

对一个作家而言，能让自己的手写体变成铅字刊印出来，已经是一种至高的荣誉，很多写作者笔耕二十年，稿纸堆成山，都没有代表作。

莫言当然知道这其中的不易，在最初向外投稿时，他只敢投给艺术水准要求较低的地区刊物，一封退稿信拿到手就再改地址投到另外一家刊物。

有些作家为了能让自己的作品早日见光，小心遵循着头脑中残留的种种禁锢。

随后蔡康永抛出的另一个问题，很尖锐，也直戳一些“知识分子”的腰眼：

“会不会为了歌颂而歌颂？”

显然，莫言没有为此牺牲自己的态度，不将小说变成宣传工具，敢写具有挑战性的题材，是他的坚持。

在中越边境摩擦的日子，许多人歌颂战士的英勇无畏，莫言却写了一遍逃兵题材的小说，最终是故事被四家刊物拒稿，那时他已经写出了《红高粱》奠定了自己的位置。

仍然会面对这样的问题。

战场上所有的人都必须视死如归么？多少将士抱着抛头驴洒热血的心，却没来得及贡献力量，就被一颗不长眼的子弹夺去生命。

我们的士兵很多是农民子弟兵，并不像苏俄那些将领有贵族血统，人的本性就是有惧怕，但这不代表惧怕就不是好兵。

莫言的敢写，恰恰是因为一种理性。他知道，一个作家要成为好作家，必须具备大量的阅读储备和鲜明的个人风格，只有形成了一种自信的写作风格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家。

说到底，他是个敢与狂风对峙的思想者，在写《檀香刑》时他也曾反思，是否该将一部作品写的这样鲜活悲惨、刀刀入扣？

但世界上的事情，最忌讳的就是个十全十美，保留那一点去伪存真的欠缺，才能持恒。

文章开头讲的那个莫言代言的故事，其实是一位故人请他帮写幅字，这幅字是用来感谢那位瓷器企业家对自己的帮助。

就是借花献佛，莫言也是出于一片好意，做一份顺水人情，没想到被利用宣传成了一个莫须有的代言，弄的老艺术家“晚节不保”。

这也是莫言笔下的芸芸众生的一个分类，一个功利的蠢人。

王小波曾经说：知识分子最怕什么？最怕不理性的时代。